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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

包筠雅在《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一书中，对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善书尤其是功过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据史料记载，顾宪成之父顾学，字文博，曾僦廛而市，分别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而且不喜博士家言，好读《水浒传》[14]（卷二十一《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P224-227）。

讳言强，则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因此，凡是善于致富之人，他们的才略足以致巨万，必然有惊人之处，而观察市场信息又能做到不失毫厘，然后才能有所成功。但从谢氏将致富的上者列为观天时，逐地利，取予趋舍，动合权变看来，显然他对富者多愚，愚者多富之论，并非完全信服，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并将儒家伦理作一种新阐释的是顾大韶。在商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作假、诈骗的风气也开始流行开来。正如赖泽涵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趋势：以儒家思想与近代化为例》一文中所言：近代化是一个过程，它应该不是终点。

这种说法尽管出自伪书，却已被明朝的士大夫奉为治家之戒 [28]（卷二十六《十盗》，P861）。本文以致富论为中心，对传统儒家伦理在明代的历史转向作一初步的探讨。《老子》有言：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所以，儒家是反对争而主张让的。他还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利益面前，儒家是主张道义优先的，因而要求先行甄别是否合乎道义。[111]陈独秀当年以儒家为例说：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

于王阳明之无功，亦非群儒所喜，盖孟子不论兵有以致之。在儒家看来，离开了道德之大体，一切用之规定都将失却其正鹄。

其实，这种差别除了时代维度上的距离之外，更多地是由民族性差别造成的。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说，长城无疑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但它主要是一项防御性工程。中国老话常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代表着中国人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27]。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57]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载《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7页。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83]。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但应注意的是，儒之柔不能作怯懦、软弱理解，其高明恰恰在于貌似柔弱实则刚强。子贡问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

儒家是强调内省和反观的，这归根到底乃是由道德的自足性所决定的。[9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确切地说，如钱穆所指出的，自汉武帝始，文治政府便得以确立，而汉武帝的政治制度恰恰是以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之政治思想相配合的。赫德逊也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当西方基督教传人中国后，没有任何一种中国传教士到欧洲去平衡天主教会要改变中国信仰的活动。他把这种扩张同西方的宗教联系起来，认为宗教（指基督教——引者注）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89]。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96]。譬如，所谓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哥伦布还是一个黄金迷，他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

[1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的态度极为鲜明，重礼仪而轻军旅之事。当我们在强大的时候，比如汉、唐，军事上始终处于防御，没有侵略。因此，他承认：我抱着寻访所有产金地区的目的便出发了[81]。从为仁由己自然能够引申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要求，因为为仁由己意味着道德的自律性。

钱穆弟子余英时也认为，中国文化走内在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恰成一鲜明的对照[61]。[6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页。

汉儒董仲舒有所谓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4]的说法，宋儒陆象山有所谓学问须论是非，不论效验[55]的说法，其真正旨趣均在此。章太炎著有《国故论衡》（1910年）一书，首篇即为《原儒》，其中依义之广狭把儒分为三层，所谓达名、类名、私名，三者有一种历史演进关系。

《庄子》也说：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说来，道德的感召力构成政治权威的基础。

由此足见对道的体认可以超越生死。章氏认为，就最一般意义言，儒之名盖出于需。他认为，两千余年传统的儒家，就是一个证明[122]。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与道家相类似，儒家其实也贵柔。[⑨]钱穆：《驳胡适之说儒》，载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2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74页。

三、为仁由自不由他 关于道德的自足性，在《论语》中载有孔子的一些说法。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公民大会要作决议，审判要下判决），……这些办法大有助于使人信服，特别是在政治演说中，其次是在诉讼演说中。上达意味着拯救和提升，下达则意味着沉沦和堕落。